〔60〕 这种对自然界与人类社会中的力的想象就来自于现代自然科学和西方启蒙哲学,整个世界乃是力的世界。
仅有法律思维、法治思维也是不全面的，还要有超越它们的法理思维。具有价值判断并合乎价值判断的法律思维才是有价值的。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大概有以下原因：一是受后现代主义等各种思潮的影响，如反本质主义、反基础主义、反根源主义、反价值判断，消解一切神圣的偶像，奉行中立主义、多元主义和相对主义，不问目的，甚或没有目的，怎么都行。认识活动和认识结果包括真理都是有条件的，因而也是相对的，正如作者所言：实事求是是有条件的，在合理的使用范围内才是好的，出了合理的范围以事实求是的名义可以干出好多坏事。至于法学思维就更复杂了，因为它包括了立法思维、执法思维、司法思维和守法思维，是它们的总概括和集大成者。黑格尔认为：这种事情甚或对这种事情所作博学的说明是琐屑的，这将是对这种或那种博学的一种最大的触犯。因为无罪推定并不是虚拟事实，一个人犯没犯罪，既不能证实，也不能证伪。
这为中国法(理)学的创新发展与转型升级指明了方向。人不只看眼前和脚下，还有诗和未来。这种权利义务的配置不仅鼓励了每个人自我保护，而且这些普通个体也比任何其他人更可能在这类私人交往中发现交往者是否操作了个人信息。
或是以正人君子的面貌来追求某种公职。这个规范及其实践是以牺牲外人利益为代价来增加社区的利益和福利。理还乱则因为我们很难甚至就是无法以明晰的概念、规则来处理这个问题。她们的作品也就成了一种检验品或经验品，不再只是由其自然形象保证的信用品。
即便没有蒙人的动机，也可能误导人，人们一般也都希望自己给别人留下好印象，也会尽可能纠正给别人留下的坏印象，却没人去纠正他人基于误解对自己的好印象。[34]美国普通法实践就是如此。
当然这也要有些证据，但人们对证据的评判差别很大。[50]在废除公立学校种族隔离的著名布朗案件中，起初有数位大法官基于遵循先例、不涉及政治问题、司法谦抑等理由不愿推翻种族隔离的原则。[37] 八、为尊/长者讳与揭人不揭短 文的隐私曝光事件还提出了一个非常中国的隐私规范/套路，但恰恰因为太中国了，乃至一直被人省略了。以及第四，也许最重要的是，尽管都欺世了，但盗名不同，艺人盗的是边际上的艺名，欺世再大也不会造成巨大和普遍的社会伤害。
由于信用品程度不同，或说相比之下，一是信用品，一是检验品/经验品，我们就可以看出文怀沙与艳照门女星之间的重要差别。在一些辩护者看来，文就是国学大师，依据是他提交的33字真经，主编的《四部文明》以及媒体列出来的他的著作。首先是公众人物的界定。公众人物有更多渠道和能力保护自己名誉。
换言之，人们对他或她不太苛求。或以虚假身份招摇撞骗等。
这就好比，如果我自己懂如何炒股，参考股票分析师的分析炒股赔了，我没法埋怨分析师。[18]2002年10月底香港《东周刊》刊登了香港某女明星被掳裸照作为杂志封面，3天后该周刊发表道歉声明，随后停刊。
但文化的断裂变成了理解、欣赏、评价和甄别国学及其品质的障碍了。昔日的尴尬一旦为晚辈洞悉，作为过来人，长辈基于自身经验对年轻人的真诚告诫就更可能被年轻人视为虚伪，引发怒怼。[22]人类是太容易产生错觉的，因为丰富的想象力，也因为其不够丰富的想象力。尽管从保证公众知情权的角度来看，似乎对政治性公众人物的隐私应界定更为苛刻，但同样有道理的是，政治性公众人物更可能因一些并无社会意义的隐私曝光而受伤，特别是在有政治竞争的条件下。这也是现代社会的麻烦之一。第三，普通受众对演艺界人士和国学大师的道德期望值本来就很不相同。
但这个错觉，使文的年龄，这个与学术本来毫无关系的私秘信息（公众并不关心文是否章太炎的学生，因为章其实是公众不熟悉也很难理解评价的一个概念），在这个文化想象和错觉中，促成了文的国学大师形象塑造，起到了保证产品质量的作用。三是非自愿的公众人物，指因某些事件的发生而被迫卷入其中从而成为公众人物，这类公众人物后来在司法和法学研究中都几乎消失了。
究其根本，正是人类在隐私问题上两种天性的自我分裂。[2]李辉的文章以及随后的解说有根有据。
但在他未以明示的言行放弃时，法律一般均应予以保护。[40]杨伯峻：《论语译注》，中华书局1962年，第191页。
受信息经济学的启示，结合对历史中国有关隐私保护的社会实践及其理由，本文试图以信息的社会相关性和利益平衡为基础论述和重构隐私侵权的法理。人们一般不会关心普通人——即便是百岁老人——的年龄或经历。在考虑公众人物隐私权保护时，不只是抽象比较隐私权和知情权谁更重要。在文出生的时代，无论是文自称的1910年，还是李辉查证认定的（有文本人亲自填写的表格为证）20世纪20年代，中国都还没建立统一的出生登记制度，在长期战乱和社会动荡的旧中国，根本不可能。
但依据同样的逻辑，基于公共利益考量，某些相关信息的透露，即使完全真实，如果社会公众不可能从中获益，相关的个人却因此过度受伤，则应被视为侵犯隐私权。这注定是个剪不断理还乱的领域，不是修辞。
当涉及大事、涉及将来时[42]，孔子认可的历史告诫则是大义灭亲。然而，在中国农村地区，人们至今还是不像城里人死抠年龄，说的还是孩子大了该上学了该成家了上岁数了等，透出了前现代的时间感。
张三从来很穷，也没富裕的亲戚朋友，或一向说话不靠谱，那么我就不会借钱给他，即便他信誓旦旦说下个月就还。麻烦是，这种欲求有可能损害他人，有时甚至会严重损害很多人。
她们必定具备一些独立于其外部言行、形象的影视市场的消费价值。国学大师往往是，受社会影响，个人对某人的主观强加或认同，是前者对后者的看法或判断，由前者施加却也可撤销，更像是名誉或名声。如果被曝光者无过错但受伤严重，人们甚至会对他或她表示同情，例如对某歌星女儿豁唇，或对某香港女艺人当年的被掳裸照。艳照门发生后，她的性隐私曝光表明她言行不一。
但我想指出，公众人物教义从来也不是规则，只是伪装成为规则。言论自由越宽松越会带来好处，但也越可能牺牲更多正当的隐私权益。
郭明瑞：《权利冲突的研究现状、基本类型与处理原则》，《法学论坛》2006年第1期，第9页。按照美国司法实践[27]，公众人物大致可以包括三类人：一是在政府机关担任重要公职的人，法官将其称为完全目的的公众人物，其拥有的权力和影响，及其言行关涉的利害规定了公众的知情权。
这种看热闹不怕事大的逻辑不仅荒唐，更是后果可怕。[52]苏舆：《春秋繁露义证》，钟哲点校，中华书局1992年，第3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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